编者按：钱选绘画将唐宋艳丽的贵族山水回归为平淡简远的平民式山水，为写意文人山水的进化提供了榜样和途径。相对于既是学生又是朋友的赵孟頫，钱选可谓“默默无闻”。但历史上正是这些“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士子，以并不显赫的身姿承担起千年沉重的文化分量。钱选通晓经史诗文，穷究丹青八法，旁及印学、音律，可谓无所不能。唯不能者就是北上做官，不事王侯异主，真正做到“富贵于我如浮云”。由于固执地隐退到历史的冷宫，所有著述付之一炬，增加了后人对钱选研究的困难，于是多集中于其绘画与思想，也是史料稀少。本期钱选研究专题共五篇论文，《钱选研究述评》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钱选的研究方向、过程、观点、立场作了较为完整的述评；《〈浮玉山居图〉图示分析兼论“视觉错位”》从图像学的视角，结合美术史论，图像比对，指出其“视觉错位”“平面化”的特征；《〈四明桃园图〉辩疑》利用图像分析，结合题跋、史料运用，指出此图为仿钱选作品；《钱选的书法及其他》则从钱选题款墨迹出发，结合史料和图像分析，对钱选的书法、印学等方面进行了首次探讨。

钱选是一位上承南宋院体绘画，下启元代文人粗笔写意绘画的过渡性画家，其在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树。他在元初身居“吴兴三绝”、“吴兴八俊”之列，其绘画在当时有着较大影响，以至于不少人以作伪他的画谋取钱财。他的绘画技法虽然源于南宋宫廷院体，但其绘画中却处处充满着士气与书卷气。由于他在入元前将自己所撰写的著作付之一炬，因此他的研究资料较为匮乏，这给后世研究钱选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对钱选的历史记载并不多，而且是零星的，这些资料散记在元代及以后的一些画史、画论和一些文集中，如元代有赵汸《东山存稿》中的《赠钱彦宾序》、赵孟頫的《松雪斋文集》以及黄公望、倪瓒、张雨等人的画跋，明代有张羽的《静居集》、董斯张的《吴兴备志》、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朱谋垔的《画史会要》、徐象梅《两浙名贤录》、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董其昌的《容台集》、汪砢玉的《珊瑚网》、陈继儒的《妮古录》等，这些零碎的史料在钱选文献资料奇缺的状态下显得弥足珍贵。

专门针对钱选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集中在20世纪下半叶，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一、钱选的生平、画家身份

目前学术界对钱选生平、画家身份界定的研究基本没有专门的论文和著述。由于遗留下来关于钱选的历史文献资料比较少，故对其生平的研究比较苍白，如对其生卒年的考证也莫衷一是，对其生平的研究基本都是在研究钱选绘画艺术时顺便带出的行为，这也是钱选研究的遗憾。

钱选生平研究的成果中，存在一些偏颇的观点，如钱选的“进士”身份与在宋代已经获得官职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张光福〔1〕、王伯敏〔2〕、李铸晋〔3〕、杜哲森〔4〕、胡光华〔5〕、阮荣春〔6〕、冯远〔7〕、郑威〔8〕、谈晟广〔9〕都认为钱选在宋代已经中了进士。这些学者的观点是混淆了“乡贡进士”与“进士”之间的区别。记载钱选“进士”身份最早的相关文献，是夏文彦的《图绘宝鉴》，但书中的记载为“乡贡进士”而非“进士”或“进士及第”。李永强在《钱选进士身份与宋代出仕考》一文中针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钱选在宋代根本没有中进士、没有取得进士及第的身份，也没有在宋代进入仕途，谋得官职〔10〕。

关于钱选画家身份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文人画家还是职业画家这个问题上，有学者认为钱选的绘画“精巧工致，姿韵妩媚”，其画法“完全是南宋‘近世’‘画史’的‘恒事’，而与文人画风是大有径庭的”〔11〕。杜哲森也认为钱选的绘画风格“属于精于刻画的工细风范，并不太符合文人们的审美追求”〔12〕。台湾的王静灵从《秋瓜图》入手进行技法、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最终得出了钱选属于职业画家的结论〔13〕。但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如已故历史学家李亚农认为钱选是“元及明清七八百年来占绝对优势的文人画的伟大先驱者……是元明清三代文人画的宗师”〔14〕。徐书城认为“运用‘工笔’设色技法的文人画家—钱选，其美学的实质则属于文人“写意”艺术的范畴”〔15〕。台湾学者石守谦虽然定义钱选为职业画家，但他认为“钱选绝非一般的职业画家，他的山水画记录了其作为高贵隐士的精神旅途”〔16〕（笔者译）。上述学者们对钱选的身份有着不同的认识，李亚农的观点过于主观，似乎仅凭着一腔热情在极力推崇钱选，囿于他历史学家身份的局限性，他并没有对钱选的绘画予以相对深刻的分析，其评价稍显过誉，且没有学术分析支撑。徐建融、杜哲森、王静灵的分析过于关注钱选绘画中形而下的类似于南宋院体画风的技法而忽视了钱选绘画中形而上的写意精神与传达出的士气、典雅之气、文人之气，并没有看到钱选的绘画在宋元之变中所呈现出的“洗”出清雅、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亦没有看到其绘画中属于粗笔文人画的“书写”成分与精神，其结论亦稍显偏颇。石守谦、方闻的观点比较相似，二人看到了钱选绘画中的文人画精神，看到了钱选绘画与南宋院体之间的不同等等，见解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