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统编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先生

《围城》的三层意蕴

文| 温儒敏

钱锺书的《围城》是意蕴丰厚的长篇小说。其所表现的生活内涵，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及其独特构筑的“艺术世界”，并不是读者所能一目了然的，需要反复琢磨，深入体味。近十年来，我先后读过多遍《围城》，几乎每读一遍都有新的体验与发现。这部小说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总体结构却又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其丰厚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究。我看起码有这么三个层面。

第一层，是比较浮面的，如该书序言中所说，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

小说写方鸿渐、孙柔嘉等赴内地求职时长途旅行所见，有点类似欧洲的“流浪汉”体小说的写法，以人物的遭遇体验为线索，将闭塞乡镇中种种肮脏污秽都“倒弄”出来。其如“欧亚大旅社”的“蚤虱大会”，鹰潭小饭馆卖的风干肉上载蠕载袅的虫蛆，等等，以嘲弄的笔触勾勒种种民风世俗，给人的印象真深。这些描写，并非猎奇，自然也都映现着当时的社会情状。

小说还用较多的篇幅写“三闾大学”的乌烟瘴气。校当局不择手段争官弄权，教职员拉帮结派尔虞我诈，鸿渐在乱麻一团的恩怨纠葛中左右不是，疲惫不堪。这简直不是什么学校，而是一口龊龌的“大酱缸”。这些描写也带揭露性，从教育界溃流的脓血来看社会的痈疽。

电视剧《围城》剧照

《围城》用大量的笔墨客观而尖刻地揭示出种种丑陋的世态世相，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与沉滞的气氛。这个描写层面可称为“生活描写层面”。以往一些对于《围城》的评论，大都着眼于这一层面，肯定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矛盾，具有“认识”历史的价值。因而有的评论认为， 《围城》的基本主题就是揭示抗战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时代大潮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 。这样归纳主题不能说错，因为《围城》的“生活描写层面”的确带揭露性，有相当的认知价值；但这种“归纳”毕竟又还是肤浅的，只触及小说意蕴的第一层面。

如果不满足于运用“通过什么反映什么”这个简易却往往浮面的批评模式，而更深入思考作品“反映”的东西是否有作家独特的“视点”，这就更深一步发掘到《围城》的第二个意蕴层面，即“ 文化反省层面 ”。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作者的着眼点在于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电视剧《围城》中陈道明饰演的方鸿渐

不妨对主人公做些重点分析。方鸿渐这个“新儒林”中的代表人物，在现代文学“凌烟阁”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那懦弱无能的品性，有点类似《北京人》中的善良“废物”曾文清，某些方面又和《家》中的“老好人”觉新近似；但钱锺书又比巴金或曹禺“理性”得多，对方鸿渐身上那些传统文化劣根的习染的批判也就凌厉断然得多，几乎不带什么惋惜。小说表现的方鸿渐面对爱情婚姻问题时的那种优柔寡断，对于事业和人生的软弱被动和缺少进取，特别是已经成为他心理特征的庸懒虚浮、得过且过，打骨子里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惰性所铸成的品格。方鸿渐虽然留过洋，在生活某些方式上和名分上很“新”，内里却又很“旧”，也可以说是“新旧杂拌”，“旧”的成分起主要作用。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角色。

电视剧《围城》剧照

小说写他一次又一次遭受生活的挫折，永远那样苦恼，那样没出息，这当然有时代社会方面的根源，但小说更着力显示于人们的，是他那种懦弱性格的文化根因。方鸿渐对于封建秩序已经感到绝望，这从小说所写的方与其父母、岳父母的精神冲突中可以看到；但他对传统文化中的衰腐性还有许多留恋，或者说，传统文化铸就的他那种庸懒无能的性格，注定他只能当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位置，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多余的人”。小说写他这种本质上的“旧”势必对外来文化，对富于竞争进取的现代精神，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方鸿渐尽管在国外待了多年，追求的仍是封建纨绔子弟的庸懒的生活，顶多加上一些洋味的玩世荒唐的手段。小说以这样一个已经为传统文化衰腐性所销蚀掉活力的“生命的空壳”作为主人公，而这个“空壳”的外表居然又涂抹上许多洋味的时髦的色彩，其立意是很深的：读者大概会在中外文明的碰撞中来思考这样一位矛盾的角色，从而引发对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