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摄的主题是“身份”，“身份”是当代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在陕州区的曲村，拍摄了不同身份的人群，包括普通村民、乡村医生、空巢老人、饭店厨师和服务员、伤残退伍军人，以及村委会的“村官”等。

我没有采用传统的拍摄方式去简单地记录这些人群的日常状态——因为在我的理念中，摄影根本就不是记录，而是利用记录去创造，让人通过可见者去思考不可见者，所以我将文学叙事中的最奇妙的“临渊式叙事”引入到影像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图式与语言，让不同身份的人群在镜像结构中自我凝视反观自身。

在这些人群中还隐匿着一个外来者——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那就是我本人。在这里我既是拍摄者又是被摄者，于是这组作品就不再是对“身份”的记录，而是成为了对“身份”问题的思考与质疑：身份难道是与生俱来的吗？如果我也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我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从而将可见的影像引向了不可见的哲学层面的思考。

几个月之前，我在微信群里看到中国摄影报“英雄会”的消息，主题依次为“日常遇见”“非常发现”和“见非所见”。我觉得很有趣，就点了个赞。

我一向主张摄影不是记录，而是利用记录进行创造。见即所见，没意思；见非所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摄影。中国摄影报随即邀我加盟，让我当中国摄影报队的指导。我问道：指导参加拍摄吗？中国摄影报的编辑告诉我说，不参加，只是指导选手。我说那没意思，我这次不想光动嘴了，也要动手实践一下。于是就把我平时用手机做视觉训练时拍的照片发给了中国摄影报。

这之后我就忙北京国际摄影周的策展了，就在我都快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忽然接到通知，我的那些手机照片已经成功入围，将随“中流砥柱队”去三门峡参加“决战”了。与此同时，我又接到了另外两个邀请，一个是去三门峡领取“最佳策展人”，另一个是去中国摄影报在三门峡开办的“中国摄影报人与自然专题摄影讲习所”当导师。太有意思啦！三门峡之行，队员、策展人和导师这三种身份，全都让我体验了一把。

一提到拍照，其实说起来都是泪！大概是1994年，我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尼康FM2。当时在百花出版社当美编的摄影师李颀跟我说：你的文化修养深，这是最大的优势，摄影界最缺的就是这个，你肯定能拍出好作品来。我听了非常高兴，拿着相机就“创作”去了。

可等照片洗出来一看，李颀就摇头了，说：唉，这些照片都不成立呀，你的视觉感受力太差啦！虽然没跟李颀学会拍照，但从他那里学会了一些欣赏照片的基本能力，所以我从拿相机的那天起，就没练过拍糖水片。那时天津有个摄影理论家叫夏放，李颀等人接受的就是他的观念，诸如快照美学之类，这些观念也间接地影响到了我。

到了2001年，我在中国摄影报连续发表了《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系列论文，算是正式进入了摄影界，但直到2009年我获金像奖的时候，做的也仍是理论研究，在拍照方面，并没有多大进步。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进修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叫何述强，影像能力特别强，他拍的照片比我这个搞摄影的好很多，在班里成了笑谈。不过我对拍照的事一直都没放弃，一有机会就琢磨。

我担任“中国摄影家大PK”的评委时，曾仔细观察揣摩朱宪民、王文澜等摄影家的拍摄方式，很快就弄明白了他们各自的独门武功。当我开始研究影像语言之后，对影像语言的基本构成方式，有了初步的认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终于可以拍出合格的照片了。再后来，又经过了《隐没地》等大型影像实验活动的实地锻炼，我的拍摄经验又得到了加强。然而，搞定光影构图点线面，只能算是学会了一点摄影的皮毛，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摄影，还差得远呢。

在2014年的“华山新风景”影像实验活动上，我和颜长江、木格、张晓、魏壁、塔可等成为了好朋友。我在华山上创作的第一个实验性作品《格林威治时间》得到了他们的鼓励，颜长江当即邀请我参加“中国风景·第三回”影展，又由此结识了敖国兴等好朋友。他们的作品丰富了我的理论视野，给我带来了很多灵感。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