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文学边缘化”“文学终结论”的问题，在“图像时代”到来后，似乎显得愈加突出。文学与图像，看似截然对立，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图像进入文学研究的范畴，作为方法论的“文学图像论”又该如何理解呢？

赵宪章，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历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推崇“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的学术理念，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苏省政府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从事文学图像和文学书像研究的赵宪章，做客山东大学文学院“新杏坛”学术讲座，就“文学图像论”进行了精彩阐释。

“图说”正在僭越

本来属于“言说”的领域

语言和图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主要的两种表意符号，一直处于“语言为主、图像为辅”的和谐、唱和关系中。然而，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这种关系被颠覆。很多本来用语言表意的东西，现在用图像来替代，最明显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很多人仅仅通过影视作品去了解文学作品的情节，不再去看原著。长此以往，会造成一种符号危机。

由于受到技术的支持，图像的表意能力越来越强，而语言恰恰缺少了这一种支持。所以符号危机也仅仅是一个开始，远没有达到顶峰。波兹曼的两部作品《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就指出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图像文化让人们越来越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艺术家徐冰也通过两部美术作品《天书》和《地书》，表达了图像时代到来之后，人类面对符号危机产生的焦虑。《天书》这部作品，乍看都是汉字，可细看发现一个字也不认识，也没有人能辨识出来。近四千个字，都是徐冰以汉字为原型自创的“伪”汉字。二十多年后，他又创作了一部《地书》，与《天书》相反，《地书》用图像叙事，人人都能读懂，但各种解释也是五花八门。

徐冰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作这两部作品，是为了什么？一本是难以解读的《天书》，正象征语言文本，可以精准而自由地表达复杂、深刻的意义，但是难以辨识和解读；一本是人人都可以看懂的《地书》，属于图像文本，远不能达到前者的表意效果，但却是易于辨识和解读的“普天同文”，这就是当代表意领域的二律背反。

“言说”和“图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就当下而言，后者已经向前者发起挑战。“图说”正在僭越本来属于“言说”的领域，这就是人类正在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符号危机。因此，关注语言与图像的关系，这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人文关怀。

语言符号是实指的，是强势的

图像符号是虚指的，是弱势的

语言与图像的互相模仿，在中国的诗画传统中十分常见。一种是题画诗，即先有画后有诗；另一种是诗意画，先有诗而后有画。最著名的诗意画，莫过于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首的《洛神赋图》。曹植作《洛神赋》后，顾恺之依文而成画，创作出这部中国画史中的精品之作。然而，题画诗在诗史中的地位却难以与诗意画在画史中的地位相匹配，杜甫也有三十多首题画诗，但在诗史上很少提及，这显然是一种“非对称态势”。

“非对称态势”是文艺史上的普遍现象，以文学为蓝本的影视作品成功者很多，奥斯卡最佳影片中有85%的影片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艾美奖获奖电视片中也有70%的作品有文学作品的蓝本。相反，如果将原创影视作品进行“文学改写”，例如“影视小说”，一般而言只能沦为小说世界的等外品。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呢？这还得从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关系说起，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不少，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钱钟书先生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钱先生讲到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流派是南宗文人画，但与其风格相似的神韵派却不能代表中国旧诗。这样看来，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有不同标准，评诗时赏识实的风格，评画时赏识虚的风格。我们或许可以从此推论，中国诗画批评标准的差异源于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功能的区别，一种是实指符号，而另一种是虚指符号。

马格利特的《形象的叛逆》，是两种符号发生矛盾时的直观呈现。这幅画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画的内容占据了八成的面积，是一个逼真的烟斗。这幅作品问世后，福柯非常兴奋，还为此写了一篇论文。他的核心观点是，这是词句对图像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