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河北磁县湾漳村出土的北齐文宣帝高洋的武宁陵大墓的墓道东西两壁，也有类似图像。但是，无论是史籍所描述的神兽形象，还是具体出现在壁画、器物之上的神兽形态，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

其次，在北齐娄叡墓随葬品中还有一件贴花瓶，敞口圆唇，高颈中部有三道弦纹，鼓腹上对贴兽面衔环铺首四个。此兽面衔环铺首，与代表北齐时代特点，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中著名的畏兽图像的面部形象类似。据中山大学历史系姜伯勤分析，这种传统传袭而来的图像，被祆教美术采纳为祆教天神图像，这种采纳和变异可以追溯到西亚和波斯的艺术传统，类似有翼的兽身图像，很早就见于伊朗酒杯图像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的神怪异兽图像被波斯一系的入华祆教采用，作为天神的一种图像。

第三，在北齐娄叡墓随葬的大量瓷器和陶俑上，还装饰有相当数量的连珠纹。这种纹饰是以连续、均匀的圆形为主，表示太阳。在公元5世纪至7世纪之间，沿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传入中国。但是，在这一时期，主要用作器物的边饰。连珠纹发展为环形连珠纹，并成为各种器物的主题纹样，是在隋代。环形连珠纹，表示太阳光辉的放射，是古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最为流行的纹样，并逐渐成为祆教艺术中的典型纹样。

关于娄叡墓石门上的浮雕图像，也表现出浓厚的祆教意味。门额浮雕正中有一怪兽，兽面似虎，环目，头生双角，似牛角，大口张开，露出牙床及牙齿，牙齿数目清晰可见。两侧是怪鸟。虽然仍是沿用汉魏以来的基本格局，但造型风格和手法明显具有外来因素。其中，最明显的是两扇石门上部的浮雕怪鸟，头部似鹿似羊，背生双翼，口衔莲花，足踏祥云。与古老的伊朗酒杯上的鸟兽异首图像相似。它的基本形态是具有羽翼的神兽，比如祆教最高神—主宰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它的形象是人首“羽翼兽”，拥有巨大而夸张的翅膀；萨珊地区所出的塞穆鲁纹银胡瓶，其上是犬首“羽翼兽”；粟特地区所出的塞穆鲁纹银盘，其底部有一龙首“羽翼兽”。由此推断，娄叡墓石门浮雕中所见的似鹿似羊的“羽翼兽”图案，取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洋溢着浓烈的波斯祆教风格。

这种背竖九撮类似太阳光芒的剑式鬃毛，还出现在娄叡墓室上栏的十二辰图中的羊背部，其造型风格和手法都明显具有外来因素。如果我们把太原娄叡墓中的人面兽身镇墓俑，与新疆吐鲁番胜金口火祆教寺院出土的0号“三眼神”泥塑头像比较，其造型特点与胜金口发现的塑像如出一辙，采用三眼神形象，面目狰狞，眼睛圆睁，眉形上扬，下巴圆润。再联系其背部类似太阳光芒的九撮剑式鬃毛，我们可以把他理解成波斯火祆教主神“阿胡拉·玛兹达”的形象。目前，在我国现已发现的有关祆教的人面兽身图案中，几乎全部为人面鸟身形象，像太原娄叡墓中的这种人面、兽身、蹄足的形象非常罕见，将祆教文化中常见的鸟身人面形象，改变成兽身人面形象更是仅此独例，它可能是一场文化冲突的结果。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北齐时期太原地区是西域胡人主要的聚居地之一，随着西域胡人的纷纷东至，祆教文化也随之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发生碰撞、交流与融合，并反映在太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位于太原晋阳古城遗址的北齐娄叡墓壁画和随葬品也就自然包含了较为明显的外来祆教文化因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祆教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好佐证，为了解中国的祆教艺术提供了可贵的图像资料。

其次，在太原北齐娄叡墓道西壁的《驼运图》中，有四人五驼，为首者头顶光秃，但前额、脑后及鬓须乌黑，高鼻深目，浓眉环眼，其形象与《新唐书》卷二三八中记载的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相吻合。大食人，是唐朝人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唐高宗时，大食人打败波斯帝国，占领了伊朗高原，并于永徽二年（651）向唐遣使朝贡，之后，两国通过丝绸之路，交往日益频繁，许多大食商人往来于陆路与海路，在做商品交易的同时也将波斯的祆教带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的西安、广州、泉州等地定居。

此图像还见于太原地区出土的同为北齐重臣的徐显秀墓中，位于徐显秀墓东西门扇上，据该墓发掘简报称：“发掘时，石门扇已不在原位置，而是倒在甬道内。……石门正面雕刻精细，背面粗糙。门扇为浮雕彩绘。西门扇高1.6米，宽0.63米，上部刻有一鸟身兽头蹄足兽，口衔花草。下部刻有一白虎，清晰可见。但在后期彩绘时，在原雕刻的白虎形象上又用颜料改绘出一鸟的形象”。“东门扇高1.6米，宽0.64米，上部同样刻有一鸟身兽头蹄足兽，口衔花草。下部刻有一青龙，面目清晰。与西门扇相同，在彩绘时，用颜料改绘出一鸟的形象。门扇四周刻有莲花和云气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