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历代的各朝在各地各级教育机构都设有敬拜先贤的文庙，并定期在文庙举行临雍、视学、释典活动。文庙和释典的意义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解释。首先，教育方面，表明教育旨在培养像古代圣贤一样的人才［1］31。其次，表明像文庙这样的教育机构不单单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也是历代王朝借助儒教保障皇权的正统性和正当性的重要所在。儒教作为正统的统治理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满清政府充分继承了儒学的政治理念。顺治帝登基之后就亲自到国子监内的文庙进行释典，以此来标榜清朝充分继承汉族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2］。到国子监施行释典礼，应该说是表达用儒教维护统治的理念的颇有效方式。因此，清代以来，国子监的诸方面作用极度弱化，但其礼仪职能反而日趋强化。 一、皇帝到国子监临雍、视学、释典的礼仪 清代以来，皇帝亲自到国子监临雍、视学、释典虽然不是清代首开先例，但与清代之前任何时期比如明朝相比都进行地更加频繁。明代皇帝亲临教育机构释典史料少有记载且即便记载也不确切［3］166。但是查看清朝各位皇帝的临雍、视学、释典情况，顺治帝是在顺治元年和九年，共两次；康熙帝在康熙八年，一次；雍正帝在雍正二年，一次；乾隆帝在乾隆三年、五十年、六十年，共三次；嘉庆帝在嘉庆三年、二十六年，共两次；道光帝在道光三年，一次；咸丰帝在咸丰三年，一次。可见到咸丰帝为止，各位皇帝全都无一例外地会到国子监临雍、视学、释典，总计有11次之多。而且皇帝在继位之初都一定会实施这些活动，这样看来，清朝是将皇帝的临雍、视学、释典确立为了一项原则。清朝之所以像这样将皇帝临雍、视学、释典作为一项原则彻底地贯彻实施，目的就在于向汉族知识分子明确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及正当性。如顺治皇帝在顺治九年发布的有关临雍的上谕所言：圣人之道就如太阳悬挂在天空的正中央一样，皇帝以此为基础，大臣学习圣贤之道，来辅佐朝政［2］。 清朝不仅将皇帝临雍、视学、释典作为一项原则施行，释典的祭祀礼仪与前代相比也更加隆重，以此强调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及其政治理念的尊重。明代的释典礼是在皇帝视学的时候以比较简单的方式进行的。明洪武十五年的礼仪，既不用牲畜，也不奏乐，只是举行简单的礼仪仪式。虽然明宪宗元年时，开始用牲畜祭祀，释典的祭礼规模也升级到大祀［4］。但至弘治九年，释典的规模又降为中祀规格［5］。之后明朝的释典礼维持中祀。清朝则从始至终一直将释典礼确定为中祀规格。 二、清朝何以将释典礼规格维持为中祀 为什么清朝不将释典规模升级到大祀，以强调对孔子和儒教政治理念的极度尊崇呢？究其原因，主要应归功于自明代就持续的“对于孔子应适用什么规格的祭拜礼仪仪式”这一问题的讨论。明洪武十五年，皇帝视学的时候，就“在孔子的神位前摆几杯酒，行几次礼才算合适”这件事产生了不同意见。一部分人主张：由于孔子也是人臣，不能超越皇帝的绝对权利，也应臣服于皇帝，所以“一典再拜”已经足够了［6］41。而另有一部分人则主张：孔子是万人的老师，自然也是皇帝的老师，因此要行最高规格的礼仪。明成化帝的时候将释典升为大祀的规格，而嘉靖帝的时候又降格为中祀，都是这一问题争论的结果。清代，延续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康熙初年，位高权重的王士祯就主张在释典祭拜孔子时使用“八佾十二笾”的祭祀礼节，即最高的礼仪规格，理由是王士祯认为祭礼的确定应根据祭主的位分，作为天子，对他的老师当然是应当使用天子的礼乐［7］。但另一些人则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即便孔子是皇帝的老师，他也有作为人臣的一面，既为人臣就不能享用天子的礼乐。清朝面临两种不同的价值矛盾，即“皇权的绝对化”和“通过尊崇孔子来宣传清朝的正统性”，最终选择将皇权的绝对化放到主要位置，清朝也终将释典礼仪规格维持为中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清朝终将释典祭孔的礼仪规格维持为中祀，但有清一代都非常注重释典祭礼的隆重程度。清代的历朝皇帝在不损害自己权利的前提下都最大限度地隆重举行祭礼。如康熙二十三年，虽不是在国子监而是在阙里的文庙举行的释典，但康熙帝在行祭礼时，觉得二跪六叩之礼不妥当于是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8］。雍正帝则在雍正五年，追封了孔子的五代祖先。乾隆帝更是在第一次举行的释典祭礼中，因为是第一次通过这样的形式表示对儒家先贤的敬重，居然行了三次祭拜礼。清代的皇帝们之所以如此看重释典祭礼的隆重程度，自然是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作为皇帝对孔子的极度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借释典祭礼的隆重形式广泛宣传清政府极其尊崇孔子、尊崇儒教的思想理念，最终达到稳固清政府统治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因为清政府乃至皇帝的推动，这一政治目的才如愿得以实现。清代的释典祭礼在当时成为了史无前例的盛典，广受各阶层人们的极大欢迎，如金门诏中所表述：释典祭礼真是千古不见、万世不衰的盛典［9］。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清朝通过频繁而隆重地举行临雍、视学、释典，还得到了一个附加结果，即像清代的教育机构，包括国子监，逐渐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性质。随着不断地强化教育机构的礼仪功能，教育机构、教育制度逐渐地成为了形式。清代统治之初，标榜文治主义的治国方略，本质上是想要通过科举制度来吸收汉族的知识分子。因为文治主义与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说教育是实现文治主义理念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要素，因此，清朝前期的统治者对于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等还是相当重视，费尽心思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教育的重视。由此，国子监进行的临雍、视学、释典就成为了皇帝表示对教育极其重视的最好形式或机会。所以各位皇帝必然在临雍时对国子监的教育实践进行奖励或者训诫。特别是雍正时期，雍正帝对于国子监的教育更为看重。如雍正帝即位之初，在回顾前朝的得失时说道：朕想，自古以来帝王全都致力于培育贤才。清朝太祖、太宗曾做出大计划，世宗定鼎中原的时候，首先开办书院搜集人才，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我的父皇圣祖任皇帝在位61年期间，在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上有很大的建树。我认为很难超越父皇在文教上的成就［10］。这个上谕说明清朝入关建国以后，对教育倾注了极大的关心，以至有了文治中兴的评价。雍正帝时，文治中兴不仅仅是科举，也包括教育的繁荣。通过教育达到了文治的兴盛。雍正二年，雍正帝在对国子监祭酒、司业等的上谕中说道：雍正二年三月朔日，亲自到辟雍（即国子监）拜谒先师孔子，行释典礼。这样的上谕当然鼓舞了诸多英才，也繁荣了文化教育［11］。 皇帝临雍、视学、释典旨在通过教育振兴实现兴教治国的目的。因此，有清一代，不仅雍正帝格外重视国子监的教育，其他的皇帝也在临雍时一定会提及国子监及教育的兴盛。但到清代后期，随着国子监为代表的教育机构礼仪功能的不断强化，清代教育机构的教育及其他方面的职能也就越来越被弱化，或变得越来越虚无。因此皇帝的临雍、视学、释典实际上与其说是振兴教育不如说是借助隆重的礼仪仪式掩盖与粉饰国子监作为教育机构的虚无性。 三、国子监先儒先贤的配享 先贤先儒和孔子一起成为文庙各殿的徒祀，释典时一起行祭礼。但是，与孔子不同，文庙中的先贤或者先儒会随着各王朝的不同可能不同。即先贤先儒不是一律在各时期都被定为祭祀对象的，而是随着当朝的立场及政治意图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举例来说，连被推崇为“亚圣”的孟子也有被取消配享的时候。这是明洪武年间的事，理由是孟子的思想中包含了威胁君主绝对权利的因素，先贤先儒的配享问题就像这样具有政治敏感性［6］42。众所周知，中国儒学并不统一，持不同观点的诸学派间也存在分歧。因而，先儒先贤的思想依照当代或者后代的评价也会或被推崇为正统学说或被贬斥为异端学说。这取决于与王权的关系。与王权有关联的学派会被追加配享，无关联的会被撤销以往的配享。众所周知，清朝是以宋明理学作为统治理念的，因而，虽然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明朝进入国子监文庙被祭拜时，都不能归入先贤，只是作为先儒入祀。但在清朝，自从入关之初（顺治二年）起，就将宋明理学先儒，尤其朱子列入了先贤的配享规格。不仅如此，在康熙五十一年，还提高朱熹升级为十哲［5］。十哲本来是孔门十哲的简称，即只是特指孔子的十大弟子。这时朱熹被列为十哲应是破格的礼遇了。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国子监实际上是清朝统治的象征，更多体现的是礼仪作用。 综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历代王朝都试图通过皇帝对国子监的临雍释典祭礼这样的礼仪仪式来宣示政权的正当性与正统性，因而，国子监的教育功能被弱化，而其礼仪作用却被强化，清代，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期，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