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书生之是非人物周作人
读他的作品，大概是从《乌篷船》开始的，作者以写信的方式写给自己，清新自然，朴素而淡雅，没有丝毫的刻意，仿佛如茶如道，通篇不提乡愁，却另有一种乡愁隐隐浮现。这种行文风格，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乃是独树一帜的。这种语言返璞归真的美，意境清新的悠远，俨然写出了一篇江南画卷，令人神往。不愧是民国散文第一人也！与他同时代的大家，或者工于文字，或者摇旗呐喊，唯有他的作品，极具艺术性，应该是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大繁若简，返璞归真。
他，与同时代意气风发的书生们不同，他性格安静、软弱而中庸！他个人主义严重，贪图享乐，但是也并非十足的坏人，委身于敌也未为虎作伥。他，贪图安逸，一心想做个安静的书生，不爱抛头露面，依赖性强，深受日本文化影响，于节有失。
他的一生是悲剧的，相比于那个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旗帜和丰碑的兄长；相比于那个投身革命，一生为人民服务，最后官至副国级且留有著作的弟弟。或许他的天赋是最高的，或许他的学问是最大的，或许他是最有文学底蕴的，但是却是三兄弟中唯一一个身后背负骂名的人。
因为他的性格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早年的小有所成，闯下了一些名声；中年委身事敌，留下一世骂名；晚年清贫，虽得到了中央宽待，靠翻译为生，但是时常生活难以为继，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批判，郁郁而终。他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长远的目光，但是却有一定的耐性，这样的人，再加上软弱的性格，注定不能成为时代的先锋，只能埋头做学问，可是偏偏就赶上了那个战争的时代。
1885年年初，天地萧索，人们仍在严寒中忍耐，浙江绍兴周家，一个已然落寞的旧时代世家院子里，一个不足四岁的孩子裹得严严实实地待在一旁念书，伴随着一声不算响亮的啼哭和一位青年父亲的焦急脚步声，周伯宜秀才的二儿子出生了。不同于大儿子出生时的喧闹场景，这个孩子出奇的安静，这个孩子就是周作人，在民国到解放初期，文坛一个不小的人物。
刚出生的一年里，周作人的性格就凸显出来了，这孩子出奇的不爱吵闹，连饿了也不太爱哭闹，很讨父母喜。
由于是二儿子，所以周作人所受的培养不如大哥周树人，所受的疼爱也不如幼弟周建人。而且周作人年少时期还得过天花，大病了一场，所以身子骨一直都不怎么好，吃不了苦，所以，周作人对物质生活要求比较高。所以从小三兄弟在一起，周作人都不算野，凡事都跟在大哥周树人身后，由周树人决定，对大哥极具依赖性。家里很多事情都是由大哥周树人承担，而周作人很少抛头露面，对于人情冷暖所知不多，而鲁迅（周树人）则对这方面很是敏感。
因为从小性格隐忍，有耐性，所以周作人的文学功底很是扎实牢靠。而且周作人对细节要求很高，他爱好整洁，喜欢干净，会将生活中的细节收拾整理得有规有矩。性格温顺，逆来顺受。
周作人跟随着兄长的脚步，在三味草堂读书，到南京求学，而后留学日本。1911年在留日近六年后，周作人回国，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周作人创作开始得早，在日本期间便已经和兄长一起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由于其文风去掉浮华，与徐志摩、林语堂等人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声名鹊起，比他的兄长鲁迅成名更早。
而因为自小家庭中，他所受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不足兄长，所以，尽管周作人表面看似清高，实际上却是一种“傲”，看似不争，实际上对现状是不满意的，也不是很服气兄长，然而自己由于醉心于自己的文学世界，生活上很多东西又十分低能，所以又不得不依赖兄长，这也是周作人很是矛盾的地方。同时也导致了周作人责任心不强，在很多事情上，比较自私。
在北京期间，周作人的收入不及兄长，而其妻子信子的花销甚大，导致常常需要兄长的支援。但是也正是在此时间，由于家庭不和睦，加上周作人本人心中的那股“傲”劲，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周作人和鲁迅决裂。二三十年代这一天下纷乱复杂的期间，周作人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这一时期，周作人名满天下，乃是一方文学大家，桃李满天下，并且是一个散文流派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