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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是清朝著名学者，他的著作《廿二史札记》对许多史籍中记载的历史事件进行考证，记述了一些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和历史真相，其中显示出其独到的见解，对后人的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陔余丛考》是他的另一部札记，也是《廿二史札记》的成书基础，这部作品中同样有很多独具慧眼的结论，但也有一些观点受到其他史学家的质疑。《陔余丛考》的卷18中有一句结论“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就十分值得推敲。

“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很显然是对明朝中后期皇帝与臣子相见频次的议论，意思是皇帝在退朝后很少额外召见大臣，但也包含天子不上朝的情况在内。这句话前后的段落，用笔犀利，流传甚广，后来的很多学者用以表达明后期帝制的弊病。其实这个结论应该仔细推敲，否则很容易得出错误的引导，让读者过分贬低明后期的皇权政治。

明代中期的皇帝与清代相比，普遍被认为不够勤勉，主要原因就在于清朝皇帝与臣子的见面频率更高。其实皇帝勤政与否，评价标准并不唯一，首先要看其是否遵从礼制按时参加上朝等常规活动，其次是观察其对奏章的处理效率。仔细探究赵翼“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的结论，对于探究明中叶的皇帝勤政情况有着重要意义。

赵翼在“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这一卷中，开篇就说“前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而文末又说“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七十年，期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数年，其余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

在这里赵翼混淆了两个概念，即“不见群臣”和“延访大臣”。皇帝与大臣相见，并不局限于上朝时，比如祭祀时、经筵等场合，臣子都有机会见到皇帝。以祭祀举例，明朝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大臣达到一定级别即有资格陪同天子祭祀。

《明史》记载：“凡天子所祭祀者，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凡陪祀，洪武四年，太常寺引《周礼》及唐制，拟用武官四品、文官五品以上，其老、疾、疮疥、刑过、丧过、体气者不与。从之。后定郊祀，六科都给事中皆与陪祀，余祭不与”。另外，还有很多官员陪同皇帝祭祀的例证资料。

除了祭祀，朝讲也是君臣见面的机会，可是《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与《万历起居注》、《明熹宗起居注》的记录方式不同，因此并不是每次朝讲都详细记载。朝讲时，君臣不仅谈论经史子集，更重要的是讨论国事。还有册命、视学、大射等场合，也都是君臣相见的时机。

赵翼曾经提到，朝讲是明代官员面见皇帝的机会，但又把针对明世宗、明神宗在位后期面见臣子的论断推来强加到宪宗等皇帝身上，实为不准确。

况且，计算明代中后期皇帝连续不见臣子的时间，最多不过世宗与神宗后期的六七十年，也没有赵翼所说的“一百六七十年”。光宗“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可见在位时间极短，所以不在考虑之列。可见赵翼所说的“前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并不适合于宪宗等六位皇帝，而只是针对世宗和神宗在位时的中后期。真正准确地表达，世宗、神宗之后，应该是有明中叶天子多不特别召见群臣。

赵翼的史料来源大多来自于《明史》，使用的是归纳法。正如董文武所说：“赵翼在治史中最突出、贡献与影响最大之处，是他的治史方法。综观《札记》全书，例举、比较、归纳、会通的研究方法是赵翼治史的主要方法。”这里所说的《札记》指的是《廿二史札记》。而“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的说法，正是由归纳法得出的论断。

在研究实践中，归纳法的重要性自不必言，但是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是得出的结论未必充分可靠，二来不便看到历史事件的本质，容易产生认识偏差。过于迷信归纳法，必然会导致论断的失真。王树民对《廿二史札记》是充分肯定的，但是也不否定其中的一些问题：“但钱（大昕）王（鸣盛）二氏态度比较严谨，书中错误较少，尤以钱氏之书为精密，是受经学遗风之惠。赵氏则粗率疏阔，多具体性谬误，成为其书之严重缺点。”